殖民地台灣近代教育的鏡像─一九三○台灣的教育與社會

殖民地台灣近代教育的鏡像─一九三○台灣的教育與社會

李維修·2016年1月2日

　許佩賢教授新付梓的專書《殖民地台灣近代教育的鏡像》(衛城，2015)收錄八篇論文，主題圍繞著日本時代的教育課題而展開。全書內容可概括區分成兩部分：殖民體制下「下對上」與「上對下」的教育想望。全書的下半部四篇文章，探討上對下的殖民地教育力學，以及規訓、教化、整合的體制，也就是「統治技術」的層面。諸如總督府文教政策的外圍功能組織─台灣教育會，以及收音機體操、身體動員與健民運動，乃至於義務教育政策的研擬與實施。但是以魯蛇個人的興趣而言，更關心「下對上」的層面，亦即被統治者求生存的藝術。向來在相關研究中，台灣人的動向模糊難尋，一不小心就會寫成統治者的歷史。礙於文獻中可引申處相當有限，研究者必須「動手動腳找東西」。作者從很零碎的材料中，極力拓展相關研究的深度與廣度，這也是這本書格外可貴之處。 

　第一篇探討公學校教師的發達之路，講的是一名新竹的公學校教師─張式穀，如何接受新學、逐步蛻變為地方要人的過程 (就筆者自身的認知，若非二二八事件以及之後政治環境的驟變，打亂了地方的生態，張式穀的政壇之路，發展絕對不止於如此)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張式穀並非紳商出身，但卻有強大的「文化象徵資本」─其父是新竹最有名的塾師張麟書，北門大街的富室大族子弟全是他的同窗，連日本官員也不得不另眼相看。本文訴說一名青年從年少懵懂，接受師範教育後獲提拔為香山庄長，繼而成為實業家、合縱連橫，在「協力」與「反抗」之間走出自己的第三路線。張式穀從學理上雖為殖民當局的「功能性協力者」，但就地方角度而言，他也展現了地方精英追尋社會進步、爭取(教育)資源的自主意識與積極面。 

　第二篇與第三篇，探討公學校與實業學校畢業生的社會意義。從殖民當局而言，大力整備公學校、提供入學機會，是以最低成本培育農事人才的如意算盤。對一般讀者而言，印象中覺得日本時代的教育「很厲害」、十分普及；事實上，台灣人的就學率，至一九三○年代，也才勉強超過不到五成。這些相對有能力就學的台灣人，心中其實另有盤算：念書是為了「脫農」或擺脫勞動工作，與當局的規劃可說頗有差距。公學校畢業生雖然只具基本學力，但在當時已可算是與眾不同，逐漸成為轉換為受薪階級的入場券。此外，公學校畢業生就讀中學受到諸多限制，反倒是進入高等科甚至再投入實業補習學校的比例逐年提高。對官方而言，設置實業學校的成本較低，對民眾而言，進入實業學校錄取率高又利於就業，相對而言中學校入學困難，畢業後前景難測；實業學校的存在意義，實應予以重視。反觀今日，升學主義釀成技職體系萎縮、綜合型大學過度膨脹。以此與過去相比，令人不無感觸。

　第四篇談的是鄉土教育。1927年起日本文部省開始鼓勵地方展開鄉土教材與鄉土教學，但在台灣的文教當局，卻對鄉土教育不很積極，似乎是有意避免鄉土=台灣的連結，引發以台灣為單位的認同。真正實作教育的是州以下的層級。本書從台中州的案例，提到基層教師從不同角度界定與實作鄉土。但鄉土是台灣人家鄉共同記憶的鄉土呢？還是為了建立少國民對母國的愛慕與崇敬，作為由下而上堆疊概念基礎的抽象「鄉土」呢？針這種重層矛盾的現象，作者在此文展現層層細密探討的分析功力，非常值得一讀。 

　另外，本書針對統治技術面的最後一篇，係透過新史料─茗荷谷文書，重建了日本時代義務教育政策成型的過程。一九三○年代，台灣人有受教育的迫切需求，日本官方則想推動涵養國民性格，且為即將到來的戰爭動員做準備。以雙方動向的會合為契機，義務教育議題浮上檯面且付諸實行。但是可想而知的沉重財政負擔，始終是無法實施的關鍵原因。最後義務教育於1939年拍板定案，1943年實行。但諸多學校得以成立，還是仰賴台灣人自己的荷包買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