呂棗娘

阿公阿媽來家裡幫忙顧小孩。為了符合老人家的口味，晚間收視節目也得有所調整，從打打殺殺變成溫馨晨間劇(誤)。

今天重播糸子的洋裝店第一集，女主角對修身教科書中女人要當好媳婦那一套超級賭爛。拜編劇之賜，糸子會像風之谷的Nausicaa姬一樣開外掛，後面有N集可以讓她大展鴻圖揚眉吐氣。可是，每看到這種劇情，我總會忍不住想起《新竹縣採訪冊》裡的呂棗娘，以及她的不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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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北門街上的呂家一家有三姊妹，每個都美豔絕倫；棗娘排行老三，特別正。

呂家可收百餘石的租穀，父親卻要姊妹們給人家倚門賣笑，當作搖錢樹。北門大街的富(蒼)戶(蠅)跟老色鬼絡繹不絕前來詢價，這老爹泰然自若還感覺相當良好。想不到連媽媽也加入推入火坑行列。x！這火坑在自己家！

棗娘不肯，哭著說：「別人家的女兒忍辱做所謂「無恥」的事，是迫於生計。可是我們家生活過得去，為什麼非要我像姐姐一樣做那種事？這種孝順，我做不到！」結果當然是被家暴，可是，那年代沒有婦幼保護專線啊。

呂棗娘保護自己的方法，是把自己弄得很可怕(讓我想到金庸小說《連城訣》裡凌知府的女兒....，但我真心希望別那麼慘)，然後茹素奉佛閉門不出。結果靠北的是他媽媽雖然表面上百依百順陪著誦經，但仍不放棄對女兒拼命洗腦，早日大賺一筆。我們的主人翁無計可施，最後只能在二十三歲那一年，投繯結束自己的生命。

呂棗娘出殯之日，北門大街上德高望重的李祖琛老杯杯出人意表，特別派家中子侄去上香致意。任何年代都有鄉民，那個年代的也不在話下。大家議論紛紛指指點點，簪纓滿門的士紳之家，跟事主的身分差那麼多，去拈香多怪啊?

結果，老杯杯當街開示：貞節牌坊那套遊戲規則大家都懂，是家族半強迫呢還是當事人貪圖旌表的好處，大家自己心裡有數。老實說，根本也沒甚麼人做得到啦。可是這女孩兒的處境何其艱難，在這麼圈圈叉叉的家庭裡，還要能堅持原則，豈不連七呎大漢也要慚愧嗎？
這是，光緒十九年的事。再沒幾年，日本人就來了。事主後來有沒有獲得旌表，恐怕也無人聞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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呂棗娘，她的堅持是什麼，今日的我們無從得知。不過，貞節牌坊是世家大族的專利。以他的出身，也許她根本從不貪戀甚麼可坊可表、「完大璞以無暇」的考語。

她只是想跟晨間劇的糸子一樣，不想被貼標籤、不想被看笑話，想要有尊嚴，好好的做一回自己。

「竹塹音樂隊」事件

1938年(昭和13年9月21日)，新竹火車站前正以隆重儀式歡送某要人。從報紙報導內文以○○○塗銷人名來看，應該是與軍方關係密切的有力人士。

 當時，空氣中流洩的應該是「代蒼天伐不義」之類的軍歌才對。結果現場幫忙伴奏的民間團體「竹塹音樂隊」，卻吹了一首「台灣行進曲」。新竹高女的江頭桑發現矛頭不對，但也許是怕場面騷動，也沒有馬上打斷。最後巡查出動，有六名樂隊成員遭到警察調查。照報紙的說法，他們在時局敏感時做出不當舉動，太可惡了。 他們是張萬來、戴順天、林有本、蔡火森、藍慶超，另一名姓名不詳，全是不滿三十歲的年輕人。報紙說他們「抱持著反抗的態度」。

 事情有這麼嚴重嗎？「台灣行進曲」並不是甚麼靡靡之音，它可是總督府國民精神總動員本部辦理「海選」挑出來的作品，作者是嘉義大林的三栗谷櫻， 作曲者則是在竹南郡役所上班的作曲素人陳炎興。內容雖未直接提到士兵上場殺敵，但該到山邊海岸當海草、為大君領便當，光榮大東亞，該有的「教化意涵」可是一點不會少。可是，戰爭至上的年代，不論是他們故意、Kuso或搞錯，即使這一點小小的偏差值，也是不被允許的。

 這「竹塹音樂隊」跟官方可能還有點小淵源。從前的新竹州教育課長矢野，當過洋樂同好會的(名譽)會長，之前還辦過巡迴推廣。或許這些青年，當時就是講習會的一員，為音樂所著迷。由於「竹塹音樂隊」是新竹唯一的樂隊，在地方各種場合無役不與。這回出事之後，因為樂器是跟市政府借的，這下樂器勢必回收，後續無以為繼；結果六萬新竹市民之中，竟沒有其他表演團體可茲取代。這下換新竹市教育課長傷腦筋了，因為「慶祝」占領漢口、壯行會等儀式，都得要有人吹奏國歌。這種場合若無熟習洋樂而且吹得不錯的人，恐怕會出更大的包。臨時要找樂器湊咖，沒那麼簡單.... 

拜今日有Google之賜，尋找同名同姓者，張萬來可能是新竹有樂館(即今日影像博物館)的技手，戴順天則跟北門聖教會有淵源。兩者跟西洋文化都有那麼一點關係。日後如有機會，很想再深入了解，這新竹街的六個人，如何喜歡上音樂，又為何敢在那敏感的時機點「一起吹錯」？或是根本是主辦單位給錯曲目，弄巧成拙。 若是好事之徒編出煽情狗血小說，也可以唬爛他們「為了純粹的音樂，鬥魂燃燒而挺身奮戰」，

 可是，這樣就不叫歷史了啊。

殖民地台灣近代教育的鏡像─一九三○台灣的教育與社會

殖民地台灣近代教育的鏡像─一九三○台灣的教育與社會

李維修·2016年1月2日

　許佩賢教授新付梓的專書《殖民地台灣近代教育的鏡像》(衛城，2015)收錄八篇論文，主題圍繞著日本時代的教育課題而展開。全書內容可概括區分成兩部分：殖民體制下「下對上」與「上對下」的教育想望。全書的下半部四篇文章，探討上對下的殖民地教育力學，以及規訓、教化、整合的體制，也就是「統治技術」的層面。諸如總督府文教政策的外圍功能組織─台灣教育會，以及收音機體操、身體動員與健民運動，乃至於義務教育政策的研擬與實施。但是以魯蛇個人的興趣而言，更關心「下對上」的層面，亦即被統治者求生存的藝術。向來在相關研究中，台灣人的動向模糊難尋，一不小心就會寫成統治者的歷史。礙於文獻中可引申處相當有限，研究者必須「動手動腳找東西」。作者從很零碎的材料中，極力拓展相關研究的深度與廣度，這也是這本書格外可貴之處。 

　第一篇探討公學校教師的發達之路，講的是一名新竹的公學校教師─張式穀，如何接受新學、逐步蛻變為地方要人的過程 (就筆者自身的認知，若非二二八事件以及之後政治環境的驟變，打亂了地方的生態，張式穀的政壇之路，發展絕對不止於如此)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張式穀並非紳商出身，但卻有強大的「文化象徵資本」─其父是新竹最有名的塾師張麟書，北門大街的富室大族子弟全是他的同窗，連日本官員也不得不另眼相看。本文訴說一名青年從年少懵懂，接受師範教育後獲提拔為香山庄長，繼而成為實業家、合縱連橫，在「協力」與「反抗」之間走出自己的第三路線。張式穀從學理上雖為殖民當局的「功能性協力者」，但就地方角度而言，他也展現了地方精英追尋社會進步、爭取(教育)資源的自主意識與積極面。 

　第二篇與第三篇，探討公學校與實業學校畢業生的社會意義。從殖民當局而言，大力整備公學校、提供入學機會，是以最低成本培育農事人才的如意算盤。對一般讀者而言，印象中覺得日本時代的教育「很厲害」、十分普及；事實上，台灣人的就學率，至一九三○年代，也才勉強超過不到五成。這些相對有能力就學的台灣人，心中其實另有盤算：念書是為了「脫農」或擺脫勞動工作，與當局的規劃可說頗有差距。公學校畢業生雖然只具基本學力，但在當時已可算是與眾不同，逐漸成為轉換為受薪階級的入場券。此外，公學校畢業生就讀中學受到諸多限制，反倒是進入高等科甚至再投入實業補習學校的比例逐年提高。對官方而言，設置實業學校的成本較低，對民眾而言，進入實業學校錄取率高又利於就業，相對而言中學校入學困難，畢業後前景難測；實業學校的存在意義，實應予以重視。反觀今日，升學主義釀成技職體系萎縮、綜合型大學過度膨脹。以此與過去相比，令人不無感觸。

　第四篇談的是鄉土教育。1927年起日本文部省開始鼓勵地方展開鄉土教材與鄉土教學，但在台灣的文教當局，卻對鄉土教育不很積極，似乎是有意避免鄉土=台灣的連結，引發以台灣為單位的認同。真正實作教育的是州以下的層級。本書從台中州的案例，提到基層教師從不同角度界定與實作鄉土。但鄉土是台灣人家鄉共同記憶的鄉土呢？還是為了建立少國民對母國的愛慕與崇敬，作為由下而上堆疊概念基礎的抽象「鄉土」呢？針這種重層矛盾的現象，作者在此文展現層層細密探討的分析功力，非常值得一讀。 

　另外，本書針對統治技術面的最後一篇，係透過新史料─茗荷谷文書，重建了日本時代義務教育政策成型的過程。一九三○年代，台灣人有受教育的迫切需求，日本官方則想推動涵養國民性格，且為即將到來的戰爭動員做準備。以雙方動向的會合為契機，義務教育議題浮上檯面且付諸實行。但是可想而知的沉重財政負擔，始終是無法實施的關鍵原因。最後義務教育於1939年拍板定案，1943年實行。但諸多學校得以成立，還是仰賴台灣人自己的荷包買單。